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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明显属于为回避级别管辖规定而拆分起诉

发布时间:2019-05-22 | 作者:admin | 点击:
  甲商贸公司称,协议签订后,其依约支付定金,但乙投资公司未解除土地抵押登记,遂提出四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诉讼,诉请判令乙投资公司双倍返还定金,诉讼标的额分别为700万元、700万元、750万元、800万元,共计2950万元。
 
  其次,均适用简易程序,由同一名审判人员审结,从受理到审理、制发调解书在5天内全部完成。再次,庭审无对抗性,乙投资公司对甲商贸公司主张的事实、证据及诉讼请求全部认可,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陈述高度一致。另外,均快速进入执行程序、快速执结。
 
  经进一步审查发现,甲商贸公司、乙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成某某通过受让债权,取得乙投资公司80%的股权,后因经营不善产生巨额债务,遂指使甲商贸公司,伪造了以上《商品房订购协议书》,并将甲商贸公司其他业务的银行资金往来明细,作为支付定金1475万元的证据,由甲商贸公司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乙投资公司双倍返还定金2950万元”,企图达到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公司债务的非法目的。
 
  检察官还发现,该院民二庭庭长杨某某在明知甲、乙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且该院对案件无管辖权的情况下,主动建议甲商贸公司将一案拆分为4个案件起诉。
 
  案件转审判庭后,杨某某向承办法官隐瞒上述情况,指示其按照简易程序快速调解结案。进入执行后,杨某某又将该案原、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的情况,告知该院执行二庭原庭长童某,希望快速执行。在杨某某、童某的参与下,案件迅速执行结案。
 
  2016年10月21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就(2010)蔡民二初字第79号、第80号、第81号、第82号民事调解书,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该案调解书认定的事实,与案件真实情况明显不符,四起诉讼均系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公司债务提起的虚假诉讼,应当依法纠正。
 
  检方分析,首先,从《商品房订购协议书》的表面形式来看,明显与正常的商品房买卖交易惯例不符,连所订购房屋的具体位置、房号都没有约定。
 
  其次,乙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某在刑事侦查中供述,双方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四份商品房订购协议书系伪造,目的是通过双倍返还购房定金的方式转移公司资产,逃避公司债务。
 
  再次,在双方无房屋买卖交易的情况下,不存在支付及返还“定金”之说。证明甲商贸公司支付1475万元定金的证据是7张银行凭证,其中一笔600万的汇款人为案外人戊公司;甲商贸公司陆续汇入乙投资公司875万元后,乙投资公司又向甲商贸公司汇回175万元,甲商贸公司汇入乙投资公司账户的金额实际仅有700万元,且属于公司内部的调度款。
 
  2018年1月1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四起案件作出民事裁定,指令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再审。
 
  2018年11月19日,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再审判决:撤销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2010)蔡民二初字第79号、第80号、第81号、第82号四份民事调解书;驳回甲商贸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此外,2017年,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庭长杨某某、执行二庭原庭长童某被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以调解方式结案,作出(2010)蔡民二初字第79号、第80号、第81号、第82号民事调解书,分别确认乙投资公司双倍返还定金700万元、700万元、750万元、800万元,合计2950万元。
 
  甲商贸公司随后向法院申请执行,领取可供执行的款项2065万元。这起看似简单明了的合同纠纷案件,在检察院的监督下,案情发生了反转。
 
  2015年,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案外人相关举报,经对上述案件进行审查,初步梳理后发现了异常情形。
 
  最高检5月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检察机关加强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情况,并发布了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红星新闻记者从会上获知,此次发布的5个指导性案例,均是检察机关查办的民事虚假诉讼案件。这是最高检第一次发布民事检察指导性案件。
 
  2010年4月,甲商贸公司以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为由,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起诉乙投资公司,称双方在2008年4月30日签订《商品房订购协议书》,约定甲商贸公司购买乙投资公司天润工业园项目约4万平方米的商品房,总价款人民币7375万元。甲公司支付1475万元定金,乙投资公司于收到定金后30日内,完成上述项目地块的抵押登记注销,双方再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
 
  首先,法院受理异常。双方只签订有一份《商品房订购协议书》,甲商贸公司却拆分提出四起诉讼;甲商贸公司已支付定金为1475万元,依据当时湖北省法院案件级别管辖规定,基层法院受理标的额在800万元以下的案件,该案明显属于为回避级别管辖规定而拆分起诉,法院受理异常。
 
  “对于虚假诉讼形成的民事调解书,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介绍,虚假诉讼的民事调解有其特殊性,此类案件以调解书形式出现,从外表看是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义务,与他人无关。但其实质是当事人利用调解书形式达到了某种非法目的,获得了某种非法利益,或者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上述负责人进一步解释,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碍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监督。对于此类虚假民事调解,检察机关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抗诉。
 
  “注重对案件中异常现象的调查核实,查明虚假诉讼的真相。”上述负责人说,检察机关对办案中发现的异于常理的现象要进行调查,这些异常既包括交易的异常,也包括诉讼的异常。例如,合同约定和合同履行明显不符合交易惯例和常识,可能存在通谋的;案件的立、审、执较之同地区同类型案件异常迅速的;庭审过程明显缺乏对抗性,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对主张的案件事实和证据高度一致等。检察机关要敏锐捕捉异常现象,有针对性运用调查核实措施,还案件事实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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